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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环保监测数据造假的现状
2016-10-26 11:43:14 阅读: 1515
昨天,华商报的一条新闻,让人再次感受到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。西安环保局官员,串通监测站,用棉纱堵住空气采样器,干扰数据采集。作为监管部门,如此煞费苦心地制造假象,让人对中国的环保事业还有多少信心?
要点速读
1自去年1月新环保法发布,在一年时间内,已经发生2000多起环保数据造假案例,种类不一而足。 2在环保官员“一票否决”的巨大政绩压力下,环保监测应该交给第三方负责,这样可以挤掉水分。
西安环保局官员“用心良苦”
举国治理污染这几年,有的官员下河游泳,有的官员“提头来见”,这些表决心的魔幻举动,或许都比不上西安环保局领导的“给空气采样器戴口罩”。
先利用空气监测站搬迁的机会,偷偷配了钥匙,随后在多个月黑风高的夜里,潜入监测站,用棉纱把空气采样器堵住(相当于人工过滤)。在数据异常引起关注后,又把监控视频删除。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局长、监测站站长、副站长这三人,可谓苦心孤诣。
这是发生在今年2月的事,但新闻要联起来看才有意思。去年10月,在《西安再陷“雾霾围城” 官员治霾不力将被追责》的新闻中,西安环保局表态:将督察治污减霾进展,对工作不力人员追究责任。
几个月后,西安环保局官员想到了逃避责任的办法。
一年2000多起环保数据造假,环保局造、企业造、大家一起造
《政见》团队在去年介绍了一篇国外论文,专门研究中国各大城市的环保数据造假问题,最后的结论是,在113座城市中,有半数的城市存在修改PM10污染浓度的嫌疑。
这篇论文现在看来有两个问题,一个是数据太老(使用的是2001至2010年的数据),而中国的治污压力最近几年越来越大,造假冲动或许更强烈;二是这篇论文只能得出“造假嫌疑大”的结论,而不能用于指证。
环保部今年4月发布的数据可以解决这一问题。自2015年1月1日新环保法生效算起,在一年时间内,共发生2658起环保监测数据造假案例,涉及到空气、水、土壤等多种监测。
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表示,一些地方政府干预环保监测执法,并且主动造假。至于企业自己造假,就更是常见。一些企业监测设备安装在一个管道,而实际排放则是在另一个管道;有些企业安装了监测设备,却暗自做了手脚,对其系数进行修正。还有更让人吃惊的:2013年5月,江苏七家脱硫减排不力的电厂被通告处罚,这批受罚企业的一大罪状是,他们仅用一个针阀或者一个可变电阻,就躲开了一项耗资百亿打造的国家环境监管网络——全国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法眼。
这些行为,更多时候需要当地环保部门配合,比如被誉为“为环保而生”的著名环保厅长刘向东,在主政山西环保大局时,就倒在了和监测设备有关的利益输送上。
这样做,一是为了逃避体制内惩罚,二是为了骗取相关费用
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有强烈的环保造假动机呢?
在环保部长陈吉宁还在清华大学做副校长时,很多省份已经在搞环保“一票否决”制,别的再行,环保不行,也不行。山西在2006年就提出,率先推出环境污染末位淘汰制;率先出台《党政领导干部环境保护工作实绩考核办法》,授予环保在创优评先、干部任用中的一票否决权。可以说,环保部门的造假动因正与此有关。
为了坐稳位子而造假,这属于“防卫性”动机,还有主动出击型。环保数据造假,并不一定都是调低数据,还可能调高数据,比如东莞市长安镇生活污水处理厂,长期在污水处理量上造假,通过调整数据骗取了2000多万污水处理费。
“考核谁谁监测”,纯粹是与虎谋皮
环境监测长期存在“考核谁谁监测”的规矩,如果环保是A官员的政绩,那么环保监测就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,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“责任到人”,但在一票否决的制度下,这无异于与虎谋皮。
这次棉纱事件,西安长安区监测站就是环保部直管,为何依然没能避免造假?这是因为,虽然具体的监测事项由环保部督察,但日常行政上,西安长安区环保局长依然管得了长安监测站。这也就不难理解局长和站长为什么会沆瀣一气了。
但是,交给第三方机构负责,不代表不要设立准入门槛。根据最新的消息,西安环保局对外称,涉嫌造假的监测站虽然是环保部直管,但平时由第三方运营。这就是典型的伪市场化,当地环保局可以插手的第三方叫什么第三方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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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自去年1月新环保法发布,在一年时间内,已经发生2000多起环保数据造假案例,种类不一而足。 2在环保官员“一票否决”的巨大政绩压力下,环保监测应该交给第三方负责,这样可以挤掉水分。
西安环保局官员“用心良苦”
举国治理污染这几年,有的官员下河游泳,有的官员“提头来见”,这些表决心的魔幻举动,或许都比不上西安环保局领导的“给空气采样器戴口罩”。
先利用空气监测站搬迁的机会,偷偷配了钥匙,随后在多个月黑风高的夜里,潜入监测站,用棉纱把空气采样器堵住(相当于人工过滤)。在数据异常引起关注后,又把监控视频删除。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局长、监测站站长、副站长这三人,可谓苦心孤诣。
这是发生在今年2月的事,但新闻要联起来看才有意思。去年10月,在《西安再陷“雾霾围城” 官员治霾不力将被追责》的新闻中,西安环保局表态:将督察治污减霾进展,对工作不力人员追究责任。
几个月后,西安环保局官员想到了逃避责任的办法。
一年2000多起环保数据造假,环保局造、企业造、大家一起造
《政见》团队在去年介绍了一篇国外论文,专门研究中国各大城市的环保数据造假问题,最后的结论是,在113座城市中,有半数的城市存在修改PM10污染浓度的嫌疑。
这篇论文现在看来有两个问题,一个是数据太老(使用的是2001至2010年的数据),而中国的治污压力最近几年越来越大,造假冲动或许更强烈;二是这篇论文只能得出“造假嫌疑大”的结论,而不能用于指证。
环保部今年4月发布的数据可以解决这一问题。自2015年1月1日新环保法生效算起,在一年时间内,共发生2658起环保监测数据造假案例,涉及到空气、水、土壤等多种监测。
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表示,一些地方政府干预环保监测执法,并且主动造假。至于企业自己造假,就更是常见。一些企业监测设备安装在一个管道,而实际排放则是在另一个管道;有些企业安装了监测设备,却暗自做了手脚,对其系数进行修正。还有更让人吃惊的:2013年5月,江苏七家脱硫减排不力的电厂被通告处罚,这批受罚企业的一大罪状是,他们仅用一个针阀或者一个可变电阻,就躲开了一项耗资百亿打造的国家环境监管网络——全国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法眼。
这些行为,更多时候需要当地环保部门配合,比如被誉为“为环保而生”的著名环保厅长刘向东,在主政山西环保大局时,就倒在了和监测设备有关的利益输送上。
这样做,一是为了逃避体制内惩罚,二是为了骗取相关费用
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有强烈的环保造假动机呢?
在环保部长陈吉宁还在清华大学做副校长时,很多省份已经在搞环保“一票否决”制,别的再行,环保不行,也不行。山西在2006年就提出,率先推出环境污染末位淘汰制;率先出台《党政领导干部环境保护工作实绩考核办法》,授予环保在创优评先、干部任用中的一票否决权。可以说,环保部门的造假动因正与此有关。
为了坐稳位子而造假,这属于“防卫性”动机,还有主动出击型。环保数据造假,并不一定都是调低数据,还可能调高数据,比如东莞市长安镇生活污水处理厂,长期在污水处理量上造假,通过调整数据骗取了2000多万污水处理费。
“考核谁谁监测”,纯粹是与虎谋皮
环境监测长期存在“考核谁谁监测”的规矩,如果环保是A官员的政绩,那么环保监测就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,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“责任到人”,但在一票否决的制度下,这无异于与虎谋皮。
这次棉纱事件,西安长安区监测站就是环保部直管,为何依然没能避免造假?这是因为,虽然具体的监测事项由环保部督察,但日常行政上,西安长安区环保局长依然管得了长安监测站。这也就不难理解局长和站长为什么会沆瀣一气了。
但是,交给第三方机构负责,不代表不要设立准入门槛。根据最新的消息,西安环保局对外称,涉嫌造假的监测站虽然是环保部直管,但平时由第三方运营。这就是典型的伪市场化,当地环保局可以插手的第三方叫什么第三方?
环保数据造假,比经济数据造假更可恶,因为它不仅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,也让环境监测的预警效应荡然无存。明明是重度雾霾天,你造假,结果孩子们的课外活动照常进行,这不是谋财害命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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